工作。

    即使是现在在这里卖肉，也可能难以维系。因为镇政府在试图规范这些摊贩。他们在修建一个室内的菜市场，但是这个菜市场的每个摊位都要拿来拍卖，每个摊位就需要20万左右。说到这里时，王正英就提高了嗓音，尖利的女声直冲人的耳膜。

    沉默寡言的刘远清曾经试图找过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希望能够贷款买到一台农作物收割机，这样，依靠为当地的农民收割稻谷，农忙季节也可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但是即使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他也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也只好到这里卖肉了。

    62岁的李远福固执地讲一口重庆话，而不是像他的同乡那样，尝试着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交流。他说，太聪明的人不会移民，他们有别的出路，而太笨太胆小的人也不会移民，因为他们怕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能够移民的，只是才华、胆识和财力都只是中间阶层的云阳人。

    因此，他们缺乏自己的精英阶层来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记者问他们，能否在政府中选举出移民的代表成为官员，他们纷纷讥笑这个天真的问题，说连一个扫地的工作政府都不肯给移民做，怎么还敢想着去做官。

    他们希望镇政府对移民“照顾”，可是镇政府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却日渐恶劣。他们不断拿主管移民的镇长沈兴平开玩笑，因为他们中有人去找过这位竖新镇的副镇长，可是却被推拖掉。

    记者尝试着拨通沈兴平的电话，告诉他想采访移民，镇长在电话里说，不可以，上面说了，不可以采访移民。即使已经取得了的县委宣传部的同意，他仍然坚持说，不可以，除非能够拿到移民办的许可。

    这些移民中也有所谓的成功者。他们通过生意在本地站稳脚跟。“我也就是讨生活而已。”28岁的刘强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然后说。除了建设镇偷偷卖盗版DVD光盘的一个三峡移民和大新镇的肉贩子，移民中并非没有商业上的成功者。按照移民们的标准，刘强就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川府火锅店开在崇明文化宫内，那里距离崇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门镇八一路不远。他还有另外一家分店在崇明的新河乡。两家店的80名员工中，80%的人都来自于三峡移民。

    但他却并非政府移民。他是同云阳相邻的贡节人。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自己的朋友四处玩，其中就包括跟着他的云阳朋友来崇明。

    等到贡节也需要移民时，他的两个哥哥移民到了江苏，而他选择到了上海崇明岛。因为与其去适应新的环境，还不如挑选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经历了最初无事可做的彷徨之后，几个朋友在一起决定要做一个四川火锅店，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四川人和重庆人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

    同他的朋友相比，刘强承认幸运眷顾了自己。但在谈话中他总是百般推拖，而后则习惯性的沉默。他说他的那些朋友们才真正能代表移民生活，“他们有种地的，有搞运输的，也有做小生意的，虽然艰辛，但却真实”。

    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放弃。“我的两个女儿，上的都是崇明最好的学校。”刘涛有些得意的说。40出头的刘涛在南门镇庆城菜场的二楼拥有一个摊位，他的“三峡肉食铺”销售各种猪肉类食品。他离开新河乡崇明政府为移民准备的房子和田地，来到南门镇，觅一住处，然后依靠卖肉为生。

    尽管他的家人也有从云阳移民到江苏的，但是他却选择来到上海。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下一代考虑。

    每天早上五点钟，他的三峡肉食谱就开始营业，围绕着他的肉食谱的，还有另外四家肉食谱也是三峡移民们开办的。他们满脸堆笑地向每一位经过者询问，是否要肉。

    对于这些移民们来说，下一代成了全部的希望所在。“娃娃们的适应能力总是比我们好的”，刘远清说。尽管在刚开始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