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华“兴亚院”的工作指示，华中日军分布，东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以至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本侵华大本营会议内容等等。由于他和党在上海秘密工作同志的努力，敌人最上层的一部分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掌握，为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伪军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根据地军民由于及时得到了郑文道送出的情报，迅速作出相应对策。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郑文道转出的一份情报，得知日军拟袭击从山西根据地往河北敌后去的100多名干部。八路军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空，而且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干部队安全到达河北敌后。八路军总部一位负责干部说：“应该为及时传送这一情报的同志记一大功。”

    1940年春，郑文道从中西功处获悉关于日军伙同顽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日军高级特务机关在中国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情报，及时转送到延安和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做好反“扫荡”准备，与取得反“扫荡”的彻底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头目就日本今后在亚洲的军事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海军的南进主张获胜。于是日本侵华大本营作出如下决策：在德军深入苏联境内后，日军将不是从中国北面进攻苏联去援助德军，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称霸东南亚。此时，延安已两次来电向上海党的情报组织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的部署。郑文道迅速送出了这个情报，从而为党中央及早准确判断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世界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周恩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此情报转去苏联后，为苏联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战场，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郑文道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满铁”工作的同时，还负责接收和转送中共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获取的上层重要情报。这个工作艰苦又冒险，凡了解他的同志，常常为他的安危担心。但他临危不惧，经常出入于南京情报组专门与他单线联系的张明达在上海的住处，或在事先约定的公园等处取情报。在开展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胆大心细，从不耽误时间。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与本身任务无关的其他工作情况。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经郑文道亲手接收和转送的重要情报近百余件，从未发生过丝毫的差错，堪称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又称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案情牵涉面既广且深，日本当局为此大为震惊，决定对驻国内外的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随着案情的发展，逐渐牵连到日本在中国的“满铁大连总机关”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人员。中西功得到消息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必然牵涉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志及中国的郑文道。于是，他将此危急情况立即告知郑文道，要他迅速应变，尽快脱离。郑文道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仍保持了镇静。他紧锁双眉，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如果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为了保护同志，保全这条重要的情报渠道，他横下一条心，即使天塌下来也由我一人顶着。于是，他郑重地对中西功说：“我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我知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