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遂将此危急情况迅速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对自己住所作了认真检查，不留任何可能被怀疑的片纸只字。不久，中西功被捕。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上海阴云满天。从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窜进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敌人仔细搜查了郑文道的房间、箱柜，像梳篦似地检查了每本书籍和每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为了急于了解郑文道和哪些日本人有来往，便迫不及待地对他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上的关系，无其他来往，并愤怒地反问敌人：“本人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却无辜受此刑讯，这是为什么？你们太不讲理了！”日本特务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将他押上敞篷吉普车，送往四川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

    郑文道利用闹市区的人群熙攘，乘敌不备，突然纵身跳出了车厢。终因车速太快，脚未落地，头部先撞在马路边水泥地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倒在路上，不能动弹。敌人怕再发生意外，慌忙将郑文道抬上车，向四川北路驰去。

    到了日军宪兵司令部，郑文道由于流血过多，神志昏迷，处于休克状态。日本特务怕失去活口，把他送到四楼医务室抢救。

    在郑文道治伤期间，敌人多次对他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头目却常来查看伤势，询问病情，劝进饮食，以示“关怀”，企图套取口供。他们红脸、白脸，软硬兼施。但郑文道沉着应付，装作头昏乏力，低头不语，不吐露任何情况。他已为迎接即将面临的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作好了准备。

    半个月以后，郑文道的伤势初见好转，能稍进饮食。敌人认定他已无生命危险，便急不可待地审讯。他咬住老口供，死不松口，叫敌人无懈可击。

    郑文道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行动困难。他利用进厕所的机会，低声对一起被捕的难友倪之璞说：“我不行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审讯室，日本特务初则对他百般利诱，郑不为所动；继则凶相毕露，对郑施以酷刑，郑坚贞不屈，咬定老口供再不开口。日本特务们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筹莫展，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准备改日再审。就在郑文道被押回四楼病房时，他抓住敌人疏忽的瞬间，从窗口跳楼而壮烈牺牲，用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彻底粉碎了日本特务的罪恶企图，有效地保全了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保护了同志。他牺牲时，年仅28岁。

    郑文道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他生前的战友钱明、方知达等同志的报告，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同他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异国战友中西功，在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一书里，称颂郑文道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典型”。他还写道：“我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就会浮想起郑文道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就义的明珠。”

    （南京军区政治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组稿章德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