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原名朱世翘，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朱巷乡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曾上小学，杭州师范学校，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还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何云和一些爱国青年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国行列。

    何云在上海曾任“抗日武装自卫会”秘书，“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宣传部长。1932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论坛》在上海出版，何云当了编辑，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白天上街演讲，晚上深入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6月，他不幸被捕，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何云被捕后在狱中的斗争，高贵的革命气节，陶铸同志在1942年9月1日《延安日报》发表的《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有一段很感人的记述：

    “我与何云同志的认识，是在1933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时，他与我同号。在长期患难相共的监狱生活中，我们之间建立了很亲切的同志友谊。南京宪兵司令部里的空气极坏，那儿充满了惨无人道的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在那儿是不存在的。什么正义、道德、文明、情爱，在那儿看不到影子。有的是惨毒的刑罚，有的是疯狂地屠杀，有的是死的威胁，利的诱惑，制造寡廉鲜耻，出卖灵魂的勾当。许多人经不起这种考验，落入那罪恶的深渊。何云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新党员，他一进到司令部后，虽然看到一些自命为最革命的人，结果成为无耻的叛徒，不无感慨，有点失望，但他与我们在一起，是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战斗，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他毫不为之动摇，反之，他以很老练的姿态，积极参加反叛徒的斗争与帮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的稳定。我当时很惊奇，他这种革命品质，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那是如何难能可贵呀！使我历历如在目前的是一个黄昏的时候，拘留所当局找我去谈话，同志们以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那是枪决犯人的地方）……

    “当我谈完话，回号子时，许多同志都面带愁容迎接我，何云同志更热烈地握着我的手，几乎说不出话来。同时，他还张罗，为我弄了一坛‘饯行酒’来，劝我多喝点，他以极热烈的感情表现于他的每句话来鼓励与安慰我，并教育当时同号的许多同志，我真是感动极了。我暗暗发誓，明早要到雨花台，一定要死得很壮烈，这才对得起这些同志。夜深了，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何云同志这时突然爬到我的身边，很激动地对我说：‘我是一个新党员，看见一些老党员经不起考验，动摇叛变很难过，看到许多同志作艰苦卓绝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党和革命，很感动，对我坚决革命帮助很大。’他安慰我：‘明天万一你有不幸，我与同志们一定坚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家庭我也要设法通知和救济。’接着，又谈了许多其他问题，一直到天亮都陪着我。

    “后来，我并未被‘打靶’，而是被判处无期徒刑，马上要送监……我去监狱后，不久他也进来了。因为在宪兵司令部表现太倔强，斗争活动太强烈，也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很高兴与我们在一起。我因他身体瘦弱，是没有吃过苦的文弱书生，恐怕长期的监狱生活会吃不消而非常担心，但他却不在乎。当时，有些被判五年、八年的人很悲观，何云劝他们：‘我被判处无期徒刑还不难过哩，判五年、八年有什么！我们早晚会一起出去的。’在狱中，何云还刻苦学习德文，学马列主义原著。他在4年多的生活里，完全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坚定地度过了4年多的监狱生活，干净地进去，干净地出来……”

    何云蹲了4年多的监狱，身体很瘦弱，但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心情异常激动，一出狱，没有回家去看看母亲、妹妹，就到南京《金陵日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