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5年之久，身体条件大为减弱，血色素最低到了3.5克，先后患过大便出血、肋骨结核，干部送我到公安医院治好了。1962年秋，我的右脚拇指生了一个毒疮，由于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至今还留有腿脚麻木的后遗症。

    在北京市第一监狱

    1964年春，我被由北京市看守所，转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一所古老的监狱，现在是一个人的劳改单位。内有织袜子工厂、塑料工厂、鱼杆车间等。我因为患病，未参加劳动，长期住在监狱医院的病房。在这个监狱被关押的人，多数是被判长期徒刑的人。我利用住病房的时间写申诉。当时，正值该监狱对犯人进行冬训的期间，监狱长曾三次找我谈话，暗示我只要停止写申诉，就算认罪服法，可以考虑给我减刑。医院的刘院长也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你写的申诉“一文钱不值”（意思是说写申诉减不了刑）。他并叮嘱我，你趁着冬训期间，好好学习，认罪服法，是有出路的（暗示可能减刑）。在劳改单位，领导干部能对被改造者做出这样的暗示，是不可多得的。但我就是接受不了。写申诉，我一写就是几万字、十几万字；写“认罪服法汇报”，我只能东拉西扯写几百字。因为无罪可认，我也不愿欺骗政府。别人利用冬训期间写认罪服法汇报；我写申诉书。这次申诉，我其写了240页，约12万字，一位王队长用一寸多长的铜钉，给我装订成册；并说，他负责给我转呈上去。我的这份申诉转呈上去之后，也是石沉大海，否无批复。

    在山西大青窑煤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市当局为了清理政治环境，准备把住在北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疏散到外地去。8月6日晚上，把由各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市第一监狱的500多名已经判刑的“反革命分子”，押上铁闷子火车，沿路不停，专程送到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大青窑煤矿，我是其中的一个。大青窑是一个劳动改造单位，属山西省劳改队第四支队管辖。来到这里的被改造者，唯一的劳动任务就是下煤窑挖煤。我因为在北京看守所脚生毒疮造成的后遗症　腿脚麻木，走路还得架着双拐，所以没有下煤窑。大青窑在雁门关以北的塞北，气候寒冷，对我的腿脚麻木不利。劳改队的贾政委为了照顾我的病情，派干部把我送到太原第一监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贾政委被批斗，被调离原单位。

    由大青窑到太原的火车上，我看到20多位中年妇女，头发被剪得七长八短，脸上被抹上一些灰，胸前挂着一块约20厘米宽、30厘米长的木牌子，有的写着“右派分子”，有的写着“坏分子”。据说：她们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修女，被批斗后：从北京疏散出来的。从而我联想到我刚到大青窑时，写给我在北京的二哥葛畔瑜一封信，被退回来了。信上面批着退回的原因：“收信人迁移新址不详”。当时，我很清楚我二哥没有条件“迁移新址”，为什么邮局把信退回了呢？甚为不解。看到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妇女，我想到由于爱我的株连，我二哥也可能被“疏散”出北京了。后来了解到：在我被押送到大青窑之后，我二哥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我二嫂被打死了，我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了。由于生活困难，无医疗条件，病故！

    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1966年8月下旬，我到了山西省第一监狱，地址在太原，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内有塑料、制铝、印刷、制鞋等车间，我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劳动。这个监狱有很多从福建、浙江、广东、上海等沿海省市疏散来的犯人，所以管理很严。在“文化大革命”中，监狱属“军管”，红卫兵进不去。所以监狱里的犯人，除学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联系思想，检查自己，过认罪关外，未受到外界的冲击，也末发生“武斗”。这真是“祸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