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宽大释放的人员，一批一批地走了。有的由家属接走了，有的出干部送走了。到1976年春节之前，山西本省的被宽大译放人员，绝大部分都走了；外省的宽释人员，也相继离开太原。根据劳改局王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和我本人所具备的条件，大家估计我会是第一批回北京的。但北京的被宽释人员，已经走了几批，劳改局的干部还没有找我谈回北京的事，我有些不解。我到劳改局询问原因。一位科长说，早已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至今尚未接到回信；我再向北京打电话问问。问的结果是：我的原工作单位已经被撤销；没有接受单位，难以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所以北京有关方面不同意我回北京。

    几经交涉，由我女儿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回到北京之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有关方面才同意我回北京。山西省劳改局派了干部和护士各一人，于1976年3月26日，把我送回北京，住在崇内旅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说：原准备把你安置在山西。由于你女儿的要求，才同意你回北京；住房由你女儿解决，你每月可以到东城区街道办事处领生活费18元。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女儿。不久，我女儿和我儿子来到旅馆。那位干部对我女儿说：你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把你父亲送到你给他找好的住处，汽车费可以到公安局报销。我和女儿上了汽车，一直开到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我女儿在这里给我向一位农民朋友借了一间房子，我侄女正在给我安置床铺，这就是我回到北京的新居。

    当时，摆在我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即户口、粮票、住房。那时的北京，还是“四人帮”统治的天下，事情很难办。我拿着山西省公安厅发给我的北京入户证，到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的户籍员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门牌是多少号？我说：我前天刚回到北京，暂时借住在朋友家中，我自己还没有住房。户籍员说：户口、户口，必须有住房，才能报户口；你还没有住房，没有门牌号数，我们无法给你报户口；你先到房管局租房子去吧。我到了房管局，要求租房子。房管员说：你拿出户口本看一看。我说：我刚回北京，还未报户口。房管员说：我们是北京市的房管局，你没有北京市的户口，即使有房子，也不能租给你。我拿着太原市粮食局发给我的转粮食关系证明，到北京市粮食局领粮票，粮食局的同志说得更干脆：你先拿户口本来领粮食本，再拿粮食本领粮票。我住的郊区农村，离城约有20里，我的视力又不好，为了解决这三个小问题，几　乎每天都要克服困难，跑个来回。我上访过北京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局东城分局、交道口　派出所、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局、交道口房营所、市粮食局、东城区粮食局、街道办事处等等机关。费时三个多月，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我听说这次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在押人员的文件，是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公安部发出的。于是我到中央统战部上访。接待的同志说：我们统战部只管政治，关于生活安置问题，由公安部和北京市负责。我又到公安部上访。我说明来意后，接待的同志说：政府既然让你回来，北京市就得让你吃饭，不管别的问题怎样解决，粮票问题总得先解决。他要我写了一份材料，由公安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北京东城区区委统战部上访，谈了公安部的意见，要求解决粮票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于水旺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接受我的要求。他当即打电话给公安局东城分局，建议每月先借给我粮票，以便生活。东城分局同意了。我到该分局见到一位魏同志，他约定9月10日陪同我到粮食部门］，办理借粮票手续。9月9日，毛主席逝世，北京各机关都忙于办丧事，我的借粮票问题也延期了。9月下旬办妥借粮票手续，每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