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翻越老山界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究竟前往何方。

    此时，蒋介石已在中央红军向红二、六军团根据地前进的方向上摆设了重兵，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势必又要打一场湘江血战，红军此时已经没有本钱再赌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向周恩来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团”中，周恩来力不从心，难定大局；李德、博古固执己见，作出继续按原定方案实施的决定。

    1934年12月9日晚20时，博古、李德以野战军司令朱德的名义发电给各军团、纵队首长，下达了明天按原定前进方向行军作战的部署。电报的最后特别加了一句话：“但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根据红军司令部的这个部署，红一军团兵发通道，同时向绥宁、靖县警戒；红三军团向白岩、平寨、石村地区开进，当日到达马蹄街。12月1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由陈光、刘亚楼率领的红二师攻占了通道城。12日，第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区；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区；第五、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一线西移；野战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此时，蒋介石已将国民党军的追堵部队由原来的五路军改为两个兵团，分别由刘建绪和薛岳出任总指挥。薛岳辖本部和周浑元部，刘建绪辖本部和李云杰等部，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造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人预先布下的口袋阵，后果不堪设想；这引起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极大忧虑。周恩来在后来回忆道：“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12月12日举行的通道会议，就是这场重大争论的开端。

    通道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中心议题是红军

    当时的战略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这时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和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黔军内部派系多，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各个击破。第三，可以打乱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还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利于红军以后的战略发展——即东出可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北上可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李德的一套，蒋介石的一套，都分析得很清楚，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得不错，但最终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选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建议遭到李德的强烈反对，却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和拥护。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在贵州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敌人较小的抵抗。这次会议通过了行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但是在战略行动方向上，博古、李德仍然顽固地坚持北出湘西，拒绝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正确主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