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实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进行过坚决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可是当湘江血战后，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大多数人都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开始着手发动一场撤换“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斗争。他首先争取的是王稼祥和张闻天。

    在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前，为了加强部队战略转移的机动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并把非带走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张闻天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争取同情者，从而有利于正确意见的贯彻。如果分散到各军团，彼此间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稼祥，王稼祥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博古和李德虽然对毛泽东时刻提防，但他们认为把毛泽东放在纵队，毛泽东就不能直接接触部队，便没有在军队进行活动的机会。而且，就算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有伤病在身，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他们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不错了，哪还有能力进行政治活动！

    可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不仅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也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而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经常碰到一起，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张闻天虽然骑马，也可以放慢速度加入他们的谈话。没有战事的时候，白天他们还可以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初，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等在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钟，忽然两架敌机飞来，外面响起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他第一个跨出大门，仰头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进腹部，升结肠已经穿孔感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能对他进行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根未除，王稼祥的腹部伤口一直流脓，所以他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长征开始前，王稼祥担心自己会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后来，他在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因此也得罪了李德等人。后来当他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对毛泽东非常感激。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这样回忆说：“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