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行动，要请示中央的批准，不敢作主，派李子洲去武汉请示中央；让史可轩把保卫队近千人带出西安，佯装执行冯玉祥调往洛阳的训令等待中央指示，观察事态的变化。高岗对耿的这种主张极为不满，他说：“将来革命还得靠军事，要靠人民武装。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光喊空口号解决不了政权问题，蒋介石为什么搞‘四·一二’，蒋介石不是傻瓜，他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把手中的政权交给你。”他的这种军事观点与毛泽东在1927年讲的“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相一致。李子洲到武汉，汪精卫政府也于7月15日发动叛变革命，一片杀气腾腾的形势。蒋汪合流，镇压革命，甚至汪比蒋介石更加毒辣，到处贴着“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布告。中共中央已转入地下活动，李子洲一时找不到人，无法汇报工作。

    史可轩率保卫队撤出西安，等待中央指示。此时，驻陕北总部副司令邓宝珊派他的秘书葛齐云(共产党员)向省委联系，计划组织左派军事力量联合反对冯玉祥。史可轩根据省委的意见，率领保卫队和中山学校部分学生向陕北进发，建立根据地，“联邓反冯”，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敌人为消灭这支武装做了充分准备。史率部北进时，途径富平县美原镇，遭地方军阀田生春杀害，到陕北的计划失败。高岗在总结西北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曾说：冯、于入陕后，我党坚持统一战线，发扬陕北革命历史传统，在国民党军队、政权、教育文化、党务等方面派进大量党员和进步力量，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把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我党组织普遍建立，党员发展到数千人，建立了陕甘区委，统一了陕北与关中党的组织领导，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培育锻炼了革命骨干，特别是军事干部，使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涨时期。但是由于我党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有右倾倾向，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只看到革命的一面忽略了反动的一面，所以对下层工作和农民运动发展不足，没有注意土地问题，武装工作只做上层政治工作，不懂得组织自己的军队。总之没有适应变化而转变党的工作和应变思想准备。国民党的郑州会议一开，实行“清党”，地主向农民反攻，杀的杀，赶的赶，抓的抓，使西北党与革命受到很大损失。西北由革命转为反革命局面，革命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城市转入农村艰苦斗争。

    三、创办“农讲所”抗粮抗税

    高岗在榆中和中山军事学校涉猎很多的进步刊物，那时他和进步同学一起抨击北平胡适宣传的“好人政府”的论调。他在横山一高上学时，看到《努力》上发表的蔡元培，胡适等人文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公开财政，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措施后，他就提出异议，当时他同一些赞成这一主张的学生进行辩论，指出“好人政府”对什么人好的问题。他认为好人政府的观点是一种妥协的倾向，现在是向军阀斗争，不是和军阀和好。高岗经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和参加西安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受到深刻教育和血与火的锻炼，胆子越来越大，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艺术有很大提高，思想较前成熟许多。高增培曾谈到，高岗从西安回到横山一高开展革命活动时，他正在横山一高念书，高岗和以前比较，判若两人，思想境界，工作方法，政治头脑比以前成熟多了，真正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职业革命者。“他把军校学的知识带回来和实际结合起来。”“后来在绥蒙和边区工作期间，群众中有威信，他与群众关系密切，和大家打成一片。威信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而是由联系群众、实干、苦干精神决定的，他不和群众打一片，就不会有威信。”

    高岗离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