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更换，经济极度困难。边区政府财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经高岗批准拿出30万法币给十一旅，以示关怀。曹又参在官兵会上讲述了这件事，广大官兵倍受鼓舞，加强了统战工作。十一旅于1945年冬起义，西北地区以旅为单位起义的是第一次，抗战胜利后，全国以旅规模起义的也是第一次。毛泽东称此次起义是“火车头”。这次起义，震惊了胡宗南集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

    1930年秋，高岗和陈国宾离甘回陕北，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派张志明等打入榆林井岳秀部搞兵运，准备从敌部拉出人枪。他又秘密潜入神木高石秀部和地下党研究策动手枪队起义，扩充学兵连。手枪队拉出后西进中至安边地区失败。不久，陕西省委调高岗回陕西省委军委负责兵运工作和省委交通工作。他先后到西安地区杨虎城部和汉中、甘肃胡宗南部，陕北井岳秀部做兵运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在陕甘边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联系发动兵变，夺取武器，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

    1931年农历正月，部队改编后向南梁开拔，行军至宁县张皮原同陈圭璋部战斗受挫，部队被打散。刘志丹带部分党员和战士，至小石崖与团总、哥老会大爷罗连城搞统战关系，罗连城收留了伤病员，并支援志丹一些武器。刘志丹又派马锡伍和陈鸿滨，谷连舫等与苏雨生拉关系，将刘志丹的少部分游击队暂编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任团长，驻旬邑县职田镇。补充团初建基本上是空架子。高岗到织田积极协助志丹在职田休整部队，筹措粮款，集合了张皮原被打散的人员，扩大队伍，伺机将队伍拉走。经努力在短期内，补充团发展到200多人，内有30多名共产党员。1931年4月，高岗参加陕西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对张文华、张资平进行斗争，进一步讨论确定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会议决定高岗在军委工作，负责兵运和省委交通，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会后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职田镇，和刘志丹联系陕甘游击战争的事，并传达省委指示：“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快扩大队伍，积极准备打出红旗。”省委的指示是装在点心里带出来的。刘志丹、高岗召开支部会进行研究，决定尽快扩大力量，做好士兵思想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准备起义，打出红旗。对如何扩大力量的问题上，他们研究采取对小股土匪、民团、哥老会进行分化与争取的政策，指派一些干部、党员到土匪、民团、哥老会里边活动，争取他们转变乃至走向革命。当时称之为“三色”兵运(即建立红军称红色，白军里搞兵运叫白色，土匪里搞分化为灰色)，夺取武器，孤立和打击反动的家伙，以至消灭之。高岗负责恢复了刘志丹的党籍(此前陕北特委因刘坚持在军阀、土匪里搞军事拉武装而被开除党籍)。(见《刘志丹和高岗的革命军事活动》存省档案馆)。

    他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先后到甘肃和陕北领导开展兵运工作。一次在安边被胡景通部属逮捕，后经保安民团负责人曹力如(共产党员)交涉取保释放。这是高岗第三次死里逃生。他对曹力如风趣地说：“有贵人扶持，一路逢凶化吉。”

    1929年到1931年间，我党在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中，运用统一战线政策，联合、支持比较进步的，打击群众愤恨的反动势力，争取了一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的力量，有的接收过来改编为革命的队伍。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这种政策是可行的，和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发展壮大红军的观点一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虎城也是黄龙山毕业的。”不少土匪、民团，处于中立、同情，并给游击队借枪、借粮、借路、借钱，向游击队通风报讯，接收疗养伤病员。

    30年代，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组织很多，活动范围很广，是一支很大的潜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