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火并中丧失。后被陈部蒋云台旅打垮高广仁旅，蒋云台以刘志丹失掉早胜为由准备抓捕刘志丹，旧友刘保堂告诉刘志丹，刘趁雨夜逃离，进入南梁地区林锦庙(现华池县林镇乡)一带活动，高岗协助收留了被打散的人员，在南梁附近收编了一些饥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起义过来的官兵、土匪，还收编了胡立亭、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等小股武装，重新组织了一支南梁游击队300多人。他在多次失败中，摸索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正确的方向。

    1931年秋冬，闫红彦、杨重远等带领晋西游击队从山西过河后，收编师储杰等带领的保商队武装，经安定县辗转到合水县，在林锦庙和志丹的武装会合。省委对这两支部队很关注，希望能根据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改变以往“借水养鱼”、“借鸡下蛋”的兵运方法，公开打出红旗，建立一支正式的红军武装，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打富济贫，“养鸡下蛋”，“畜水养鱼”，扩充武装，建立根据地。

    10月，谢子长、高岗根据省委指示：要负责把刘志丹、杨重远、刘保堂的三支部队组织起来，开展游击运动。子长和高岗在平凉了解陈圭璋部的兵运情况，相机发动兵变。他们在东关旅社住了半个多月，进行社会调查。一位国民党要员在平凉召开民众大会训话，子长、高岗以商人打扮，大模大样在会场转游，一边听“训话”，一边观察会场对“训话”的反响。之后，他和子长一起到南梁召开党团员会议，成立了游击队委员会。在刘、谢、高的共同努力工作下，刘、谢、高和刘保堂、杨重远等18人结拜，刘志丹写了《金兰谱》，以拈香结拜的方法，将三股武装合编一起，找主求生，暂归编陈圭璋部，为领取过冬衣食供给。但在打什么旗？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一时无法定下来，于是队委会决定派高岗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刘保堂向平凉陈圭璋请示。为了等待省委指示，部队暂住庆阳县新堡。刘保堂当时意味深长地说：“和你们交往值得，这些人将来是西北的要人。”刘保堂的预料还是有远见的。

    高岗回到西安后，陈圭璋去兰州时被孙尉如部下杨子恒部暗杀了，对刘保堂震动很大，在打什么旗、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他对刘谢高说：全由你们决定吧。“9·18”事变后，西北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抗日倾向，中下层要求抗日，这一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许多军队的中上层分子也找中共的组织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还有许多地方著名人士要求抗日，接近共产党人。高岗看到西安、汉中、渭北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游行示威，砸国民党党部。西安市学生包围南京来的要员的住宅，驱逐戴季陶，并烧了汽车，使他感到民众抗日情绪日增，正是发展武装的好时机，积极主张发展抗日力量。但省委领导受左倾路线影响，搞关门主义，拒绝统一战线，白军进步军官来商谈合作，不予谈判；把富农和地主一样打击，分配中农财产的“左”倾路线指导下，使革命误失了良机。

    11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决定正式成立陕甘人民武装，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在陕甘边组织领导武装部队。高岗向省委汇报了南梁组织活动情况。省委根据高岗的陕甘情况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领导的独立武装。12月，高岗回到新堡传达省委指示。指示说，根据“9·18”事变后全国和西北革命形势的变化，省委决定部队脱离国民党部队，单独搞武装，并经整顿南下，扩大到关中交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省委还决定拉出来的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2月底，部队离新堡、悦乐，沿武子岭南下，行至庆阳六寸原，击溃了陈圭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到达正宁县柴桥子村驻扎，以刘志丹领导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