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同志对陕甘、陕北革命初创时期和刘志丹、高岗合作共事建立武装，创建苏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北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是西北地区拉武装向国民党军队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之一。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陕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和刘志丹、高岗参与领导下，于1935年1月31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将原陕北独立师(下辖一、二团)和几支游击队为基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八十四师是陕北根据地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现属子长县)召开两地特委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领导两地党政军的工作，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原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高岗被选为工委委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任军委副主席兼任秘书长，统一了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各地游击队的集中领导，统一指挥。

    会议在酝酿讨论工委的人选时发生分歧，刘志丹、高岗等提议由惠子俊任工委书记，理由是他在陕甘边担任特委书记期间工作很有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有的人提议让雇农出身的人担任书记。高岗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提倡工农干部担任领导是对的。但是要选拔有能力的工农干部，不可能是工农干部就能当领导。有些人斗大的字不识几口袋，连话也讲不清，把批评批评说成“剥削剥削”，把意思也搞颠倒了，至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更谈不上。这怎么能领导陕甘两省的革命斗争？不能独立思考就不能坚持革命原则。这不是栽葱栽蒜，栽上几株就算了。

    会议上认真讨论了刘志丹、高岗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两根据地主要兵力在陕北地区作战，重点打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之敌，打击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等敌人，而后向南、向西发展，打通与陕甘的联系，结束被敌人分割两端的局面；调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到陕北，同二十七军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在陕北机动作战；将陕北新一、八游击队和第十、十二、二十三游击队编成第一、三游击纵队。陕北地区其他游击支队也分别改编成第二、四、五、六游击纵队，以各游击区为依托，积极向北发展，包围敌人据点，袭扰与消灭小股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协助当地政府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主力一、二团，骑兵团和陕甘边各地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和南线斗争，配合陕北反“围剿”战斗。

    周家硷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为进一步推动西北革命大发展奠定了政治、组织、军事、思想基础。

    在此前，南方中央苏区在王明的错误路线指导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根据地大部被破坏，中央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出根据地，已经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蒋介石得意忘形，妄图一举歼灭革命武装，南北呼应，前堵后追，四面夹击。中央红军在长征中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同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我党内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向抗日前线辗转开进。

    西北军委的成立及其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日渐拓宽。陕甘、陕北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土地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沉重地打击了陕甘、陕北敌人的反动气焰，极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情绪。这样，不仅动摇了西北军阀、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恐慌。1934年至1935年春，中央红军正在长征路途中，国民党中央军委命令陕西、甘肃、宁夏、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