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等的‘左’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斗争中，逐渐体验到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

    “志丹同志临死时……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袱，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了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白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志丹同志学习，学习志丹同志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再接再励百折不悔的革命毅力；学习他眼睛向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学习他的艰苦和遵守党纪的模范。”

    “我们秉承志丹同志的遗志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巩固与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为纪念革命烈士，高岗提议保安改志丹县，安定改为子长县后，在1944年1月1日他提议、经西北局、边区政府决定，将绥德分区西川办事处改设子洲县，以纪念烈士李子洲。

    三、反摩擦与粉碎反共高潮

    1939年前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山西被日军侵占后，边区军民以黄河为屏障顶住了日军西渡。国民党大批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向抗日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由原来的保安队和旧政权制造“摩擦”变为正规军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时，陕甘宁边区所辖范围内，一些地方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的特殊情况。原来一些地区国民党部队撤走了，旧政权和党部依然存在，还保留一些保安队。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队进驻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敌后援会。旧的政权仍秉承国民党的旨意，到处制造“摩擦”，向我驻军进攻，压制群众的抗日运动，打击抗日力量，唆使地主势力颠覆民主政府，捣毁抗日组织，进行反攻倒算，收回分出的土地、财产，逼迫归还已废弃的旧债。日本汉奸武装，国民党特务和被打击的反革命分子、地主恶霸分子等纠集一起，流窜各地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做。他们暗杀中共党政军工作人员，勾结伪保安队袭击八路军，围歼抗日自卫军，捣毁地方政权，大肆诬蔑中共和八路军，破坏两党两军的关系，挑拨我党政军和群众的关系。在旧政权的阴谋策动下，边区摩擦日益加剧。

    1938年5月，国民党旬邑县长李笑然借故枪杀八路军工作人员，还反咬一口，向国民党西安行营谎报“八路军包围县城”，并私自调集伪保安队驱逐当地八路军。富县党部指导员范文龙放黑枪打死我看守所长。7月，国民党米脂县长刘学海和县党部指导员王道之，指使部下伪造陷害“八路军信件”，挑拨两党关系，破坏团结，改组抗敌后援会，下令驱赶八路军。清涧县长强迫取消青年救亡活动。吴堡县国民党保安队无故逮捕八路军残废人员。7月12日，新上任的旬邑县长张中堂，调集伪保安队七八百人，向八路军独立营发动进攻。包围殴打驻土桥镇的八路军的残废人员，并枪杀了9名残废人员。国民党安定县长田杰生非法捕捉八路军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