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阻挠抗敌后援会工作，绑架我安定县长薛兰斌，调动伪保安队400多人威胁我瓦窑堡驻军，延川县政府被伪保安队袭击。

    特别是武汉被日军侵占，正在趾高气扬时的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受到打击后，基本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日军将其65％的军事力量和95％的伪军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其时，汪精卫被日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行民族欺骗政策。国民政府反共活动逐步升级，蒋介石继续按他的“日本人是癣疥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的政策，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决议，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具体政策，把他的政策重点变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共摩擦日趋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由旧政权制造的摩擦转向正规军进攻。胡宗南的20万部队更是有恃无恐，拥兵恃重，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驻防区域，应再归国民党军队驻守。1938年至1939年，在关中地区发动武装进攻20多起，拘捕我党政人员26人，暗杀23人，驱出19人。同时阻挠我征粮和其他事件时有发生，共计达130多起。国民党不仅到处制造“摩擦”，发动军事进攻、封锁，而且在一些县设立县党部，扩建保安队。在陕北设绥德、富县警备区，绥德成立专员公署并派专员，专门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严重地干扰破坏边区的安宁，影响团结抗战方针的贯彻。12月25日，朱德、高岗等对国民党军在边区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行径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通电揭露了敌人在宁县、镇原、富县、靖边、安定等制造摩擦的事实，呼吁停止对边区的进攻，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月底，高岗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反摩擦的情况。

    绥蒙地区顽固派到处制造“摩擦”，我工委负责人受王明投降路线的影响，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把后套地区搞的很乱。高岗主持召开区党委会，专题研究绥蒙的反摩擦斗争，决定派杨一木等加强伊盟领导。他找杨谈话，“中央决定你去伊盟工委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上校联络参谋，南京委任状下来，你就去绥蒙工作，先抓一下军事活动和统战工作。”伊盟工委负责人赵通儒列席会议。原来抗敌后援会(实际是工委机关)挂毛泽东画像和蒋介石画像，后来被自卫军头头纪松令把毛泽东的像摘掉了，高岗知道后很恼火，当面批评赵通儒：“你这个人是聋子，瞎子，你到处跑什么？毛主席的像被人拿掉你不管，你要有点斗争劲，革命就是斗争。实行统战，结果连纪松令也不敢惹，这是政治问题。”“越兆仁(自卫军司令)到底怎么样？下面的大队长是听我们的，还是听人家的？你是把枪杆子交给他们了……”赵吱吱唔唔回答不清。高岗对杨一木交待说：“后套那里问题比较多，有些组织烂掉了，有些人有问题，你先去管一管军事工作和统战工作，然后集中力量把伊盟的工作抓起来。在伊盟地区，我们要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上要摩擦来反摩擦去，军事上积极防御。”

    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为了保卫边区安宁，支援抗战，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根据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方针，对国民党的旧政权制造“摩擦”和军事进攻，给予狠狠打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0年7月21日，边区召开各分区(亦称警备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军事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既要注意政策和策略，也不能绑住我们的手足。他强调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必须紧紧把握“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等重大政策和策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