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五年制(即初级三年，高级两年)，普遍提倡民办小学，以及后来实行“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

    由于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重视文化教育，各地区小学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绥德、米脂办起了女子小学。延安成立了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很大一部分抗属子女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到边区的儿童，如李鹏、刘力贞等一批烈士子女在保育院保小就学。在少数民族居多地区——镇原县、定边县成立了伊斯兰小学，在伊盟的城川成立了蒙古族小学，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娃娃有机会受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教育。米脂县的杨家沟和关中的扶风创办了民办小学，并将经验向全边区推广，带动了其他地方创造民办小学的积极性。小学出来的娃娃，受到家长喜欢、群众欢迎。他们说：“现在学校里教的娃娃比过去好多了，既能文，又能劳，在农忙的节骨眼上放忙假，一回来帮家里做活很行当。”

    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在“五一施政纲领”指引下和整风运动、高干会的推动下，向深层次发展和提高。“五一纲领”第十四条中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动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和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的民主同政治权利，实施公务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纲领还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西北局对194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力充实教育内容和加强教学设施，发展师范教育，提高教师质量。在教育界实行统一战线，发动全边区各个方面抓教育的积极性。

    在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西北局、边区政府根据以上指导思想，相继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鲁艺学院、延安大学(后改为行政大学)、西北党校、民族学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延安中学等20多所学校和各种短训班，培养训练大批干部、学生，输送全国各地。高岗对边区直管的学校积极奔走筹备，并兼任西北党校校长和民族学院院长职务，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和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针对边区人民对物质和文化日益迫切需要，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正确方针，把文化教育运动逐步引向纵深发展。到1944年，全边区学校发展到1300多所，在校学生达到4万多人，比1935年增加近10倍，教育质量大大提高。毛泽东在12月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多种活动，大抓社会教育。1941年冬，边区成立冬学委员会，高岗担任冬学委员会主任，加强了业余教育工作领导，促进了冬学、夜校和扫盲识字活动。1944年底统计，全边区建立识字组2千多个，参加2万多人；夜校、冬校1600多处，学员达5万之众；普遍建立起读报组和办起黑板报。一些县城还办起25个民教馆及展览室、图书馆、小型剧团、秧歌队等文化艺术组织，文化教育运动变成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参加学校和群众文化学习的人数达十几万，在历来贫瘠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促进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鼓励先进，带动后进，1944年冬在延安召开文教代表大会。高岗在大会讲演中提出：“加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的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者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大、中、小学办好，各区乡干部把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