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争夺东北的策略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张，东北情况不熟，加上苏军干涉，高岗等高级干部为防万一，不敢在沈阳下火车，而在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就下火车，然后坐汽车到沈阳市。当时，沈阳一片兵荒马乱的局面，东北局先住在沈阳博物馆的一个大建筑物中，因苏军干涉而搬到铁西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将东北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

    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以及“走钢丝”的姿态持续很长时间。他们不相信中共领导人民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更不相信中共能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控制东北，扭转局面。他们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不了解也是事实。他们认为中共是“农民土地改良者”，不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中共的军队只是些分散的缺少训练的“游击队”，成不了大事业。斯大林在早以前就要中国共产党像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杆子，中共当然不能同意的。所以，他极力拉拢蒋介石，给中国的物资、武器都运给国民党军队，皖南事变后将数百门大炮运兰州支援蒋介石。1937年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稼祥和王明时，询问陕北有多少红军？王稼祥回答：约3万人。王明赶忙插话说30万。因为在俄文里没有“万”字的数目，只能说30千、300千。这就给斯大林种下陕北红军多的概念。在苏德战争紧张时，斯大林两次电报要求中共出兵长城外、蒙古边境，形成对希特勒威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所以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红皮萝卜”，一直不大信任，认为毛泽东不听他的话，不听他指挥，说毛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免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1948年初，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来摸底后，斯大林看法有所改变。他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谈话时说：我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即划江而治)，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动员人民的力量战斗。“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

    但是，直至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式人物，开始只称“毛泽东先生”。抗战胜利后，他同意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接管各大城市、铁路，又不让共产党的机关、部队驻扎大城市，也不让打出共产党的机关、八路军的旗号，我们不使斯大林为难，48年前称“自治军”、“民主联军”，机关和军队迁出大城市，到农村、小城市。高岗等一到沈阳就遇苏军通知东北局、八路军限期撤出沈阳。东北局再三交涉无效，竟扬言不撤就用坦克赶出沈阳。我军某师赶往前线乘车途经沈阳，被苏军赶下火车，限期离开，否则就缴枪。部队派人找东北局领导，高岗说，照苏军讲的办，回去给你们领导讲，就说是我的命令。实际东北局也没办法，他们都是被赶之列，高岗他们到哈尔滨也照样被扣起来。

    高岗到达沈阳前，对“独占东北”信心很大。经沿途冀东、热河等地了解情况且国民党军已占山海关，并向北推进和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他依形势突变一改初衷，认定我独占东北不可能了。在11月21日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他与东北局主要领导发生分歧意见。他说，苏联要履行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沈阳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军已进占山海关。目前敌强我弱，又无地方党组织支持，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部队装备差，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避开大城市，应该到铁路两侧和农村及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创造根据地，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的优势，丢弃大城市就丢弃了优势，主张力争坚持大城市，苏联红军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