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造”、“推测”、“假设”定罪，极力煽动对《刘志丹》批判，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反党集团，《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一伙对李健彤残酷迫害，定为反革命并对她曾走访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西北一块工作过的干部、地方群众，逐一追查、定罪、批斗，逼死或撤职、查办、株连近万人和家庭，制造了一起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会议认为国内党内出现了“三股黑风”即翻案风(即高岗、彭德怀)、单干风、黑暗风(对形势)。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在康生之流的煽动下，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马文瑞、马明方、张策等都沾了一点腥。康生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宁夏区党委在批判习贾刘集团“罪行”时，主要领导杨静仁指控习仲勋比高岗“更阴险毒辣”，“是高岗反党集团潜伏下来的第二道防线。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为打倒习仲勋没有什么证据，凭空捏造罪名，无所不用其极。据李健彤说，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书稿后同意出版，习仲勋看后说不要出版了，并没有支持。后来军队出版社胆大，看后决定出版的，与习仲勋没一点关系。

    彭德怀两次申诉，不仅未达到公正、全面“审查处理”，反而招来更大的灾难，被认为彭德怀利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翻案”，“八万言”书是根本否认他“59年的错误”，根本否定“反党集团”问题，“向党进行新的进攻”。《刘志丹》定为为高岗翻案，将彭德怀“八万言”和《刘志丹》小说联系起来，高岗尸骨幽灵再次遭劫，使斗争更加复杂化，成了为打“西北山头”的斗争了。之后，断然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扳正了彭德怀为“高饶联盟”的“头子”、“领袖”地位，彭德怀再次遭到严酷的批斗。把一些历史的真相遮蔽起来，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妄图逼彭走高岗自杀灭口而后快。

    有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不给彭德怀平反保留着意见的。时至1965年9月，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一封信很高兴，他还是重感情、念旧情的，要启用彭德怀去搞大三线建设，刘少奇等不赞成，毛泽东生气地说：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改正了，欢迎他，“不要揪住不放”。毛泽东派彭真给彭德怀谈话没有谈成，彭总说，我的问题没解决怎么工作呢，“要是我不去呢？”彭真说是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还在，我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批臭了，还怎么干工作。他还说，我没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我的问题未重新审查。毛泽东亲自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一起召见彭德怀谈话。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不情愿地到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指挥，李井泉是正指挥。

    在中苏大论战期间，康生主持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时，赫鲁晓夫声言要在莫斯科红场挂高岗的像，康生等指示东北、西北地区进行“肃清”高岗在“教育战线的流毒”。西北局将榆林地委和延安地委关于“肃清毒”的报告转发西北各省区党委，并上报中央。

    文革中，彭德怀被造反派从四川揪回北京，斗的死去活来，他不愧为“彭大将军”，铁骨铮铮，不屈服淫威，多次逼他交待伙同高岗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彭实事求是地承认有错，不认为是“反党”，当时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他对专案组说：“高岗过去在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是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