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XXX，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他，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打通西部通往苏联的道路，他一到甘肃，便携款逃跑了。

    以外，还有几个有类似问题的人。

    以上说明在错纵复杂的斗争中，与敌特的斗争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象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我到保安处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15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拐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于是1943年1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搜集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后通过我去执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4月的一天，床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200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摆，嘴里“嗯嗯”着，然后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茫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于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4月份，蒋介石把他部署在晋西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陕西韩城、宜川、大荔一线，并声言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因为中共不听话”。后来知道蒋介石这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逃离抗日前线，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风。但当时中央分析：蒋介石这一动作，可能是同日本搏和的一个步骤，便紧张起来。边区人民也群情激奋，到处集会，声讨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坚决保卫边区的决心，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