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请到大会主席台上，让他看看边区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借口“为了整顿后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于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后还在扩大。大约5月份，我又领命到绥德收拾那里的烂摊子。

    绥德的故事

    绥德地处黄河西岸，绥德的宋家川与山西的军渡隔河相望，绥德的商人就从这里往返于秦晋之间。他们的货源在山西的柳林镇，而该镇确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经常从商人的嘴里探听河西的虚实，但这些商人都是爱国的，从不对日本人说实话，倒是把山西的实际情况不断告诉我方。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山西的日本侵略军构成了对绥德的直接威胁，于是绥德也和延安同时捕人，命令当然都源于康生。这一行动，伤害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同时因为打击面迅速扩大，人人自危，不可终日。李鼎铭从亲友那里了解到他自己家乡的情况，很有意见，便向林老（林伯渠，当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任副主席）反映。这也就是派我去绥德的原因。

    绥德地区的行动是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搞的，捕的人都关在专署，审又审不出个名堂，骑虎难下，他们也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呼吁求援。大约5月底，我带了布鲁等七八人去绥德。

    我们到绥德后，首先停止乱捕人，接着抓紧审问在押的人；弄清没有问题的，立即释放。其中有一个唐海，是马列学院的优秀学员，我教过他，也认识他，我把他找来一问，他便痛哭流涕，说他什么错误也没有，唯一的错误是同一个女青年接过吻。此等案情，当然立即释放。

    工作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一个姓陈的同志说我：“我的天啊！你逼着鬼上树，一天审的案于比过去一个月都多，一个月比两三年做的事情都多。”这样突击了一个月，绥德、米脂、清涧都安定下来，李鼎铭收到亲戚的信，表示满意，又向林老说了，讲了我的好话。

    那时，徐向前是军委成员，又是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他很稳重，我们都尊敬他，重大问题都是徐向前、习仲勋、袁任远和我一起研究，得到徐向前很大帮助。

    这时，绥德师范的女学生田家凤和另一男青年（姓李）还在延安到处做典型报告，其实都是假的，是逼出来的。我们有些同志确实喜欢用诱骗和折磨肉体来逼供。

    整顿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就在绥德警备区召开了群众大会，作了总结。

    林老将我在绥德工作的情况向西北局作了汇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将我的书面汇报作为典型经验上报中央并介绍到边区各地。尽管自己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领导上还是肯定了我对稳定局面、安定人心所做的努力。

    7、8月间，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气氛已缓和，上级要我回延安汇报工作，我把家属留在绥德，打算汇报之后还返回绥德。

    回到延安，林老要我到边区政府做了工作报告，李鼎铭副主席出席。工作汇报完了，高岗、康生、任弼时找我秘密谈话，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件特务案。

    关中抓特务

    任弼时他们同我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对XXX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情报里老有他，这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这里要提一下，军委二局真是我们的无名英雄。他们对敌人的密码破译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到敌人的各种密电。上述敌特情报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3年11月我到了关中，那时关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已经是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了，如：说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爱人是“特务”，妻弟也是“特务”，文本人虽说还不是特务，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