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后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骂了一顿。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央再三督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以便给边区干部和群众做个交代，同时这也是“七大”的准备工作之一。康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夜不成寐，食不甘味，但他总是能找到出路一他让保安处写这个总结，而且要一部分一部分送给他。40多页的报告写好了，报告人应该是周兴，可是康生说这样的报告周兴不能做，要由他亲自出马，他在报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许多私货，诸如：“许多人生了病不就医，不治疗；又有些人抱着敌人的坦克睡觉而不自知，那么，旁人大吼一声，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对呀？！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

    会后，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首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