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

    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八8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八8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姆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八8团”，承认后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于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人陪绑。罪名是“顽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导，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

    1944年7月，在押犯人大部分甄别释放之后，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

    有没有特务

    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我们也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难，我们搞国民党的情报容易，这是真的。国民党给我们派特务，我们也给国民党派特务，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这也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1942年，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为的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兰，国民党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在马兰附近。此人考虑到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份败露，将涡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向布鲁坦白。原来他是在汉中参加了戴笠的特务训练班。该班46人，都是西北的青年，毕业后全部派到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打入我机关。此人交代了全体46人的姓名，经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布鲁回到延安，研究了对策，找了一两个谈话，交代的和吴南山但白的一致。这就是“戴案”（或你“汉中训练班案”），查清了，并未捕押一人。

    康生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到毛主席面前去夸口，毛主席问他究竟是谁搞的？康生才不得不承认是布鲁破获的。毛主席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这是康生自己说的，他当然不会轻易说这种丢脸的事，而是另有目的的。

    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康生却借口“整顿后方，清理阵营”，搞得人人自危，不战自乱，人心涣散，无疑帮了敌人的大忙。我心里老有一个问题：“康生究竟是什么人？！”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订匆匆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团负责人之一，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