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审问？！”我说：“弄出那么多假的怎么办？”他说：“我们逼供而不信，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完了再甄别嘛！”而且威胁说，“如果你认为谁没有问题那你就对此人签字具保，负责证明他没有问题。”这就是一大皂糊涂帐的根源。在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只好不再作声。

    当时延安的审查对象分在三个地方，认为问题较严重的，关在保安处和社会部；其次的集中在行政学院。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在枣园后沟）关着100多人，行政学院主要是陕北的当地干部，西北局反复证明陕北的干部都是一起干革命过来的，都了解，没有问题，但康生仍坚持县以上干部都要审查，因为“可能是汉好、是托派”。以至于所有的机关单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是当时的人都经历过的。

    康生的主意是，坦白交代了的戴红花、吃白面。在社会部受审查的张克勤，是个20来岁的青年，他根据一本侦探小说，瞎编了自己的“特务”故事，咬了许多人，被作为典型到处作报告，于是假口供更加普遍了。再加上边区生活苦，监狱更差，承认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促使假坦白增多。当然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当时仅因他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的）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也就最多。

    假口供百出，康生得意忘形，同时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行政学院受审查的陕北干部不满情绪最高，反映到边区政府，反映到西北局，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后受到了震动，觉得错了，问题不小。于是1943年底到1944年初之间，毛主席亲自到行政学院向被审查者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脱帽鞠躬、赔礼道歉。随之又到中央党校等多处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扭转了大面上的形势。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输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有10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不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10句错了改10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帖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