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粥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任粥时的政治秘书。同时给毛泽东同志担任俄文翻译。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

    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们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刚愈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纠缠不过，只答应代替三个月，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速派代表前来。

    王明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人所公认的领袖，尊重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最高利益：嘱王明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对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见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稼祥在离莫斯科回国之前，同任弼时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们重述了以上意见，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时，季米特洛夫不放心地又问到王明的表现。当他听到周恩来反映的情况后，对王明的的分裂行为深为不满，并说他曾明确地向王明提出过忠告：“你（王明）虽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并不是中国实际斗争中锻练出来的国内、党内公认的领袖：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毛泽东。”并说这是他和斯大林共同的看法。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1938年至1940年间，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也像苏联人常说“为了斯大林”那样，经常说“为了毛泽东！”共产国际机关对任弼时，则称他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又称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使者”。

    建立直接通信联络

    1940年末到1941年初，我党中央同“远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经过多少次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之后，便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同“远方”联络的电台不止一个，但工作正常、使用较久的，是代号为“农村工作部”的电台；此外，毛泽东还常常使用苏方情报组（负责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的电台，“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联络；而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间又是相通的，“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形式上存在到1943年秋季，实际上断断续续工作到1944年，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一直工作到1949年8月底（自1945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孙平主持）。我方电台的干部人事、行政事务，是在任粥时领导下，由吴德峰主管的。而使用它，则是毛泽东一人。开始时，毛泽东总是将电文交给任粥时，再由任粥时交我译出，然后我们共同校审后发出；来电也是我译出后先交任弼时，再由他送交毛泽东，用毕存放在任粥时那里。后来渐渐由毛泽东直接将电文交给我，我也将电文直接送毛泽东。自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后，所有来往电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极少数属于十万火急或极端绝密的电文由任粥时亲自翻译，我在事后才知道。除我以外，刘义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译或经营过一部分。

    1940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