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翻译。

    对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选，我们中国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是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年龄也大了，自己也应该退下来，赫鲁晓夫也就利用这一点，积极活动。

    赫鲁晓夫叛“父”

    我们对苏联那种状况是很担心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共中央更加不稳定了。

    1954年，我曾对毛主席讲，苏联需要我们支持一下才能走上稳定的轨道，他们和我们不同，我们内部是团结的，他们内部不够团结。并且建议支持莫洛托夫，因为莫洛托夫老练，稳重，是和列宁同时代的人。

    毛主席的回答是：“谁上来都行。只要他们安定下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对主席这句话，我思索很久，很久。毛主席的谋略，果然是高人一筹！这一年的“十一”我国国庆5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带领一个宠大的代表团和隆重的礼品来了，很想把自己突出地表现一番，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他实际上表现的却是头脑简单、心中无数、摇摆不定、“热情”而无章法。他在同毛主席会谈时说：斯大林逝世，对他造成很大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斯大林生前搞个人崇拜，群众对他的个人迷信造成的。

    毛主席说：“对人的看法不能绝对化：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无是处。过去把斯大林吹捧上天，把他神化了。而事实上，应该对他二八开或三七开，就是说基本应该肯定，主要方面是好的。这样，不仅对你们国内发展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毛主席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个国际人物，对各国的影响都很大，自然也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敌对势力，无时不希望我们混乱、削弱。所以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要‘内外有别’”。

    对主席苦口婆心的劝说，赫鲁晓夫一点也听不进去，也不愿思索，只是不屑地一挥手。毛主席也立即改变了态度，不愿再谈下去了。可是赫氏一点也意识不到。

    赫鲁晓夫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把他的“生身父亲”、“亲爱的爸爸”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拉出，予以毁灭。

    由于中国和苏联国情的差异，斯大林不十分了解中国，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和不正确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自己作了检讨，说他过去妨碍了中国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后，虽然仍发生过一点磨擦和不愉快，但总的发展是两党两国愈来愈协调。

    1949年末到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期间，在相互接触的初期，苏方在一切公开场合都称我们“先生阁下”。周恩来到了以后，在又一次拟发一份公报时，又是这样称呼我们，我对斯大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称同志呢？”斯大林点头说：“可以互相称同志的！”此后，在任何场合，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了，自然都很高兴，也觉得亲近多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由于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不够了解，所以遇事注意了同中国多协商，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和他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不那么随心所欲。

    从毛主席第一次访苏到斯大林逝世以前，凡涉及中国的大小事，都由斯大林亲自处理，别人不得插手。例如：

    苏联送给我2吨金鸡纳霜（奎宁），总是斯大林亲自经手；

    刘少奇给马林可夫写信，提出我们过去送到苏联学习的一批留学生和小娃娃要调回国，几天后，转到了斯大林手里，并由斯大林亲自答复；

    有一次，周总理在莫斯科就经济方面一个小小的问题写信给米高扬，几天没有回音，原来也是转到了斯大林手里，由斯大林办了；

    又一次也是周总理，就军事方面一个小问题致函布尔加宁，也转到了斯大林那里，由斯大林作了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