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我们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总理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同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经过会谈。双方达到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总理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

    再访莫斯科

    两三天后，周总理又飞返莫斯科。这一次是进一步确定我们的方针，对策和中、苏双方参加的人员以及如何合作等。

    关于人员组成，莫洛托夫介绍了他们自己的作法供我们参考。他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到少有一百二十人。我国当时同英国刚刚略有接触，同美既无外交关系也完全没有贸易、文化交流和外交上的任何来往关系。但我们的代表团也要包括各方面的人才和干部，只是在人数上略少于苏联，但也有一百余人。

    商量之后，周总理再次返回国内，向中央汇报和组织代表团。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总理。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总理劝酒。周总理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总理拥抱、旋转，周总理因肝脏有病，不宜饮酒，又因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在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总理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们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的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八点左右，总理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就问我：“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没有！确实没有！”总理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八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总理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总理启程回国我没有跟他回国，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总理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我们到机场迎接他时，他对我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