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起初我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

    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总理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总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同总理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国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从莫斯科到日内瓦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八号公寓来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座谈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密、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们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名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主持。

    代表团名单发表后，苏联人见我的头衔是“政治顾问”，以为我负有特殊任务，与众不同，就派人多方打听，我说：“不要打听了，顾问就是顾问，而且只是对外的。”

    其实，我的任务仍离不开本行——俄文翻译。我和欧阳菲（菲菲）与苏联人贾比才是一个小组，将总理的发言，提议等会议文件都及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摘要译成中文。些外，还经常进行技术性的磋商（译文人名、地名一致与否）。开会时，我每场必到，听翻译得对不对，如发现差错，马上纠正。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纠纷，丝毫马虎不得。

    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总理的发言稿，有时一次发言可能起草十来个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精神，还要针对会场变化的情况。他们常常是钻在房子里出不来。

    宦乡还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译英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总理一起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煮是新华社的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

    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是新闻发言人。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在休息间隙也要发布新闻。常常由龚澎、黄华出面，后面起草讲话稿的是乔冠华，每次总理总是细心地告诉他们对什么问题讲到什么程度。龚澎很能干，也是个忙人。

    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乔冠华、陈家康仍忙中偷闲，常常高谈阔论，大伙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废话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