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平时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中央的5位书记都住在枣园时，就请张闻天也注在枣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有时也请他参加。整风时，请王稼祥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还请他担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指导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主席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以示重视。不过王稼祥当时表现得对这项工作热不起来，我作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请示工作时，他大多不吭声，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开展起来。主席总是请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下属如中宣部部长吴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至于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

    曾经对遵义会议不理解，顶得很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很注意团结的。1937年底，王明到了武汉，武汉的中共中南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4人。王明阴谋搞第二中央，凯丰坚决抵制了，主席对这一点也是记在心里的。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主席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主席由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也往往表现在对干部的态度上。皖南事迹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要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以求改善国共关系，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他认为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在黄埔时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和苏联的背景。我当时不能理解主席这一决定，曾向主席提问，主席不便多作解释，只是坚持这样做。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是因为如果林先回到延安，然后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是代表中共说话的。林彪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主席不断打电报或捎信让他安心住着。林彪完成使命回到延安的那天早晨，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便一同下山。他边走边对我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了心中一动，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归来，恩来、粥时从苏联归来，主席都没有去迎接，何以亲自迎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我随即说：“我也去接。”主席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林彪？”我说：“他在苏联养病两年，我经常照顾他，替他解决问题。”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同他热烈握手，林彪转身看见了我，把另一只手伸给我。主席一直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里去，我觉得这好象斯大林曾经拉着一位红军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吩咐伙房为林彪备饭，又让林彪在杨家岭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1942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西安会面，中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认为毛主席不便去，于10月7日仍派林彪去重庆。这一次蒋介石对林彪的态度大变，于10月13日见了林彪一面之后，就不再见他了，而且不准他和周恩来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们才得以回到延安，那是同年7月16日。临行前，蒋介石又见了林彪一面，做做样子。

    相比之下，主席对李立三是比较冷淡的。1946年初，李立三队苏联回到东北。5月，他利用参加东北三人小组和平谈判的机会飞到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他给我打电话，要求见主席。我考虑到他和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再者，李立三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1930年出国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于是自作主张，替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待安排好后即通知你。”

    我去请示主席，想不到主席淡淡他说：“好啊，他在哪里？”我回答后，他又说：“明天上午见他吧。”当时主席住在王家坪，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