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毛泽东身边的18年中，在工作之余，同他“闲聊”的时候是很多的。那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说是“闲聊”，这只是现象，就毛泽东来说，除非他睡着了，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闲聊”只不过是用脑的一种转换和调剂。所以他的“闲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了解那方面的情况，就是为了探讨某个问题，而且他总是听的时候多，说话很少。但只要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都有深刻的含义，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教益。

    我们交谈的内容，在写过的回忆录中已涉及了不少，有一些还没有机会叙及，就集中在这里写吧。

    初次会面

    1940年3月23日，我们回到延安。当晚，周恩来就给毛泽东作了汇报，当然也谈到我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以及我所负的使命等等。所以，毛泽东很快地接见了我。

    那是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带我去见毛泽东。杨家岭，一排石窑洞，毛泽东在门前踱步。我们朝他走近时，他微笑着迎上前来。先同周恩来紧紧握手，接着，周恩来把我介绍给他。当我握住他那宽大敦厚的手时，内心十分激动——啊！这就是我在共产国际看到的斯诺所摄照片上的毛泽东！这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毛泽东！这就是我们朝思幕想、做梦也想见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现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着他那改天换地的大手！

    毛泽东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孔象XX，你的风度象XX。”但我对中国同志不熟悉，他说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也没记住他说的那些人的名字。只是眼睛盯着毛泽东，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周恩来见我不知所云忙解释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毛泽东立即话锋一转，又问：“你是哪里人？”

    “陕西韩城人。”我回答。“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一下就把我和他拉近了。我说不清对他是佩服？是崇敬？还是亲近？或者三者都是。他的知识那么渊博，他能和任何人找到共同语言，他那脑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

    接着，他谈起了韩城境内的龙门；谈起了“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谈起了黄龙山的走向，说延安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黄龙自西向东，绵延至韩城境内。

    我说自己幼年时，家乡土匪蜂起，群众经常闹“跑贼”，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时常处于惊恐惧怕之中。老百姓家中的财物被抢掠，人被绑票，甚至被杀害。听说当年黄龙山就是土匪窝子。

    毛泽东笑了，恢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我又惊讶了，随口说：“我们家乡人员叫他乳名‘杨九娃子’。”

    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等，我只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在以后的接触中，又有多次较深入的交谈。不过在这初次的会见中，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他已把我的基本情况摸清了，也掌握了。而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也就从此开始了。

    在会见毛泽东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我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在中国革命的洪炉中锻练，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我心中的话是：“我再也不离开祖国了！”在此后，我和毛泽东的接触渐渐多起来。我们在工作中间休息时，晚饭后在延河岸边散步时，或行军路途中，都是我们“闲聊”的好机会。我们在交谈中交流了思想，交流了感情；他从我这里了解了我的身世，了解了许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我从他那富于哲理的言谈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启迪。

    我们谈母亲

    虽然在同毛泽东的初次会面时，他对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他还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后的闲暇时间里，他仍要我谈自己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