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和经历。我也愿意毛泽东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愿意听，我就谈。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出身。

    1905年农历5月24日（公历6月30日）我降生在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过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谈得较多的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太贤惠，我太思念她了，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她、谈她。

    母亲出生在韩城西原村一户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时，听大人们这样说：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后来到院中，一阵清香扑鼻，他以香觅踪，发现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开放了，只此一朵！而花开之时，也正是我的母亲降生之时，外祖父正在为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思考着名字，看到玫瑰花仅仅开了一朵，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他默念着“一朵红，一朵红”，忽然灵机一动：“对，女儿何不叫‘一朵’！”这就是我母亲名字的来历。

    母亲自幼生活的那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从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15岁做了媳妇，苦难便伴随着她的终生。

    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正是最无忧无虑，求学上进之时。可是那时候的女子，十五六岁就算是大人了。我母亲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个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童稚未脱的心灵，却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她伺候公婆，一丝不苟。从16岁就生儿育女，共生养了9个孩子，长大成人的7个。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的母亲。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她不让他们受到半点的委屈，除了田间的农活外，全家十来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双手。而她的针线恬和食品制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妇女们都以她制作的衣物、饮食为最高标准，推崇羡慕之至。

    现在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顶梁柱，却备受虐待！在那个愚昧野蛮的时代，婆婆以虐待媳妇为享受；丈夫骂妻子是他的“尊严”。我的母亲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听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就吓得哆嗦成一团，因为紧接而来的就是拳脚相加，她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他们的打骂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更无需讲什么道理的，什么都可能成为他们打骂的借口。例如：有一次母亲搬粮食，她端着装有几十斤面粉的簸箕从院子穿过。由于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脸都挣得通红。婆婆却说她看到大门外的野男人，所以脸红了。不用说，又是一顿毒打。（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无辞”正是伴随封建主义而存在的，在中国有着很深的根源！）

    曾经给过她无限温暖的娘家，对她的苦难却是丝毫无能为力，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听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贤妻良母为本分，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因为在那个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公认的道德准则，绝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长到13岁时，便以男子汉自居，挺身而出，捍卫母亲。父亲大概意识到得罪不起儿子，才渐渐停止了对母亲的虐待。后来听我的女儿秋朗说：她的祖母在我离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长子（我）而落泪。

    (秋朗夹叙：现在照顾我父亲的阿姨常说：“你爸爸那么大岁数了，说起他妈掉眼泪。”可见他们母子情深，可见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实我和他一样，说起祖母，眼泪总是止不住。）

    我的母亲只活到51岁，那时我正在苏联，既未能对她养老，更未能力他送终，遗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泽东在听我这些叙述时，颇为动容。原来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从不训斥他，不指责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