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1919年他在长沙教书时，母亲患病，他把母亲接到长沙治疗，不幸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才53岁。他当时写了《祭母文》寄托哀思。他还给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记住。后来我到韶山参观时，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这块碑文，并仔细阅读过。记得前面几句是：“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逻选亲疏，一皆覆载；恺侧慈祥，威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我们的母亲多少相象！

    相似的家庭

    我的祖父不识字，是个勤劳憨厚的农民。他就凭自己的双手，在村西北的山脚下，开发王长沟那石头山，整治成层层梯田。他一年到头，面向黄土背朝天，省吃俭用，积攒家业，竟盖起当时是相当高大的一院房子。唯一不称心的是子嗣乏继，从明朝时，师家两兄弟移居井溢村后，二人即分为南门、北门。南门人口兴旺，北门人口稀少。这在封建社会便形成了强弱对比。北门甚感压抑、不光彩，甚至受欺。我的祖父就是北门这一支的。

    祖父的前妻早夭。光绪18年大灾荒，饿殍遍野。一个大姑娘夜里听见父母商量要吃她充饥，便连夜逃了出来。在野外遇到我祖父的表兄，经他撮合，祖父收留了她。她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生育了子女四人，只成活了我的父亲一人。人们时常称我的祖父是“十亩田里一枝谷”，形容其人丁的孤单和危险。在孔夫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思想支配下，独生子自然是祖父的一块心病。到我父母生了9个孩子，成活5男2女之后，总算欣慰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师云汉，不言而喻，他是祖父的命根子。祖父拼死拼活供他上学，他读完了龙门书院（相当于高小），在农村已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每年全村的春联以及红白喜事的对联几乎都由他提笔书写。

    父亲在本村教过小学，也是我的第一任教师。我6岁跟他念书，他对我的“教育”除了打骂之外，再也不会别的了。我眼里的父亲，就是到学校打骂学生，回家来打骂妻子，我对他十分反感。

    我8岁时，家乡三天两头“跑贼”，我知道父亲最耽心我的安全，便借机要求到县城里去读书，他立即答应了。他送我到县立初等模范小学（即明伦小学）去上学，并把我托给在该校任教的表兄贾子正管教。12岁时，升入高小。

    我看得出：父亲虽然粗暴，但他最怕失去我，甚至渐渐地怕得罪我。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份量，开始试着对抗父亲，保护母亲。很顺利，很成功，他对母亲好多了。但我仍同他保持距离。要用钱时，我从不直接向他要，而是通过母亲要，虽然他每次都满足了我的要求，但我仍然不喜欢他！

    毛泽东说他的父亲也差不多，很暴燥。常打他的母亲，也打他。他说：“他们都是‘父权’和‘夫权’主义者。”

    他家门前有个水塘，水深没顶。他十来岁时，他父亲又一次打他，他就跑到塘边，以跳塘威胁父亲。他向父亲大声喊道：“你打，你再打，我就跳塘，我淹死了，你就没得了儿子。你死了也没得人给你烧香！”他笑着说：“这一着很灵，父亲果然不再追赶，而且几乎是央求他：你转来，我不打你了。”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我怎样去苏联的

    1920年前后，我国南方有不少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朱德、王若飞以及徐特立等人，都是留法学生的中坚。毛泽东不仅支持他们，甚至亲自组织他们去。我曾问毛泽东：“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也想去，很想去。但是我的第一学科是中国，我要把中国研究透！外国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