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又接着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问：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别人不敢，康生敢！他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正是钻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离休前往全国政协委员，健在），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康生1937年回国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关押起来。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恰当处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己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5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我问：“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茫然，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在旁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

    匡亚明同志（离休前任南京大学校长）于1928年前后在上海时，曾与康生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员去谋杀他，枪击了匡亚明，幸未击中要害，死里逃生，经医治痊愈了。康生于1937年回到延安以后，匡亚明得知，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党工作。于是他来到延安，找到康生。从此，他便陷入了罗网。康生先是赠他一首侮辱性的诗，诗曰：“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然而匡亚明要到别处去工作，却不放他走，而是把他安置在康生自己身边，勉强给了一个政治秘书的头衔，却不让他做实际工作，更不允许他接触重要文件。匡亚明曾向我吐露过他在工作中的苦恼。我也曾问过康生那首赠诗的含义，他吞吞吐吐不能回答。到了“文化大革命”，匡亚明所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了。

    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被押送到延安后，康生命保安处把他们关押起来，不许他们前行。直到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味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个枯井里。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后，发现了这些尸体，也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尸体为何许人。胡军便将尸体拉出来陈列示众，大肆张扬了一阵。由于此事对我军的声誉和影响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