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无不震惊，为之瞠目！王明的“人小鬼大”、“机灵”程度可见一斑。季米特洛夫曾说王明“这一转变，真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无独有偶，康生的机灵劲比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两对夫妇同乘苏联飞机回到延安。据后来曹轶欧对我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他们的阵势一一毛泽东身后站着那么多的高级干部，于是康生脑子里就转起了各种念头，考虑自己如何转变，如何改弦更张。不过，他初到延安还是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即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歧视、排挤、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应该承认，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

    1939年末，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季米特洛夫间周恩来：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合作得好吗？周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是啊，王明是愚蠢，康生却是鬼精灵。

    康生的“鬼”迹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觉得还很不够。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飞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凌辱、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夫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我当时时他这一大篇谎言意图虽摸不透，但时他大言不惭，谎话连篇，感到愤懑。会后，我和他一同回杨家岭，边走边谈。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讲话很新鲜，有很多新内容，人们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机关也讲一次？”康生“哦，哦……”两声。吱吱唔唔不回答，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实际上是将他的军，因为中央机关的同志对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谎话不灵。我仍不放过，又逼问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请弼时同志批示一下”。这时他不能不回答了，但回答很滑头。他说：“现在不要提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任弼时在中央分管西北局的工作，我当然把西北局高于会议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当他听了康生的表演之后，一向沉着稳重的任弼时。也冷笑了一声，表示惊奇。

    1940—41年间，有一次，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了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