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于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但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

    中国的环境极度恶化，幸存的一批同志先后去了苏联，康生这个瘟神在王明的支持下也去了苏联。他一到苏联，便立即提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之职，同王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同时施展了他陷害共产党员的本领。

    1934—38年间，最苏联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时候，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同王明一起，把他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一起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中共党员，一个个地扣上“托派”、“右派”、“反党嫌疑分子”或“奸细”的帽子，提交苏联的肃反机关处置厂。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时被逮捕下狱的。半而未被处决。1938年，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个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简要交代。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局书记，被苏联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对他很赏识，也极力提拔他，他们以师生相称。米夫后来调到共产国际为东方部负责人之一。米夫一心想选用王明，千方百计为他创造进身的条件。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已有瞿秋白、苏兆征等同志，米夫为了把王明也拉进共产国际机关，并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迫不及待策划了1931年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米夫、王明先后回到莫斯科。王明回到莫斯科简直成了一个身价百倍的大红人。米夫为了突出王明，自己退到二线，在背后给王明撑腰。米夫违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意志，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出尽力量，硬是让王明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设立了独立的办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马。然而，他名声虽显赫，威望却全无；权力虽无上，能力却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里反对他、为难他。中国青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一一“小鬼”，意思是“人小鬼大”，旦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他只会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还想利用来打击别人，结果却常常使自己狼狈不堪，焦头烂额。

    在这种十分窘迫的情况下，米夫和王明想到了在上海帮过他们大忙的康生。

    1933年，康生到达苏联，成了王明离下开的副手。王明委托康生出使德、法等国，并顺便把毛泽东的儿子岸英和岸青从法国带到莫斯科，这正是康生的机灵之处。

    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也作了“副报告”，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于是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紧密了，他们曾不止一次联名向党内下发文件，东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如冯仲云）就多次收到过“王康指示”。“文革”中，康生得知冯仲云保留有“王康指示”，便派人从冯仲云那里骗出来一份，予以销赃灭迹。但后来又从林某那里得知冯仲云并未全部交出，手里还存两份，康生拿不到手，便给冯仲云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冯仲云很快就死于狱中。

    1936年苏联肃反时，国际机关在党员大会上宣布米夫是暗藏的托派分子、反党阴谋家，王明当即站出来揭发、批判米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