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到海参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致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有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那时的党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同敌人斗争的经验，对此事电就无人重视了。

    康生同王明勾结之后，很快代替了顾顺章（此人系工人出身，第六届中央委员，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对敌斗争，领导特科，后叛变——笔者注），掌握了党的机密和保卫机关一特科。直到“文革”，与年幸存下来的同志的（如王世英，生前任山西省省长，他知道上海特科的情况，但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被康生迫害致死——笔者注）面对康生这个迫害狂，才觉得当年在上海的一些不解之迷似乎有了答案。康生负责特科，曾经秘密处决过党员，都是以“混进党内的特务”的罪名处决的，而又有许多党员认为被处决的还是好同志，只因那是掌握敌情的特科所为，于是只好表示相信，还只好承认自己的“嗅觉不灵”。

    康生在以后的许多时候都是占据着保卫部门，并利用这个岗位陷害同志。陈云同志说得对：“康生是鬼不是人！”

    康生与王明

    1929年一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于把王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恃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个月后。由于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他又直接接替了总书记。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康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