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但未去赴宴，其原因很简单，我对仅仅为了吃饭不感兴趣，不料这倒使康生对我大大增加了兴趣。他虽不露辞色，但行迹却说明他心急如焚。他从多方探听、调查，后来从周恩来向政治局的汇报中知道了一点情况——我仍将返回共产国际，于是更加紧了同我拉关系。

    1941年，机会来了。毛泽东要住枣园，于是康生搬到了杨家岭，与任弼时的住处很近，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也住在附近。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我接近，对我表示出格外的关心和亲昵，还给我作媒。说实在的，我当时是领情的，虽然也隐约觉得他们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妇如此热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话作了注释。他说：“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搞好关系，站得住脚，能发迹，就得重视两条渠道：一是教书，建立师生关系；二是说媒，成全男女间的好事。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出于这种想法。至于他何以把我作为他“站住脚”、“发迹”的利用对象，我后来才渐渐醒悟到：那不仅因为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更因为我担负着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译的任务，时常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认为是大有用场的。还因为他听说我要回共产国际，他从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的重用的经验而想利用我的，实际是还想利用共产国际。

    从此时到撤离延安的5年间，我和他常有接触，有时还较频繁。所以他尽管善于乔装打扮、巧言令色，但得意之时，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康生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生于1398年。1917年他家迁至诸城后改名张裕先，同年毕业于教师讲习所，又改名张权平，1924年在上海大学，又改名张坰或张溶，延安枣园门口所题“延园”，署名赵溶，亦即康生。康生是他在苏联时的俄文名字的译音。他出生于山东胶县，家庭地主。民国初年，当地土匪蜂起，他们为了安全，全家迁诸城县城里居住，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不仅拥有金银财宝，还收藏了不少琴棋书画、珍贵文物等。康生确实有才气，很小就学会刻图章、绘画，临写过各种字贴，也学过各家的诗词歌赋。

    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品德，我们革命队伍里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这老三才是够特别的。他在得意忘形时，曾经吹他幼年时如何机灵，心眼多，办法多，如何看不起自己的兄长，特别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坏事，总是安在二哥的头上，然后向家长告二哥的状，害他挨打受骂。又说他如何心灵手巧，会做玩具，制做皮影人物等，总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压倒二哥，使自己在长辈面前争到宠爱，得到袒护和支持。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他这种心态和手法的延续和膨胀？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有一次在枣园食堂吃饭时，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声音并不高，却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农面前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耿耿于怀，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进来。他是用趋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他装模作样，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了“论定”。

    康生如何成为共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