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逮捕后立即逼其叛变自首，并答应为他们服务，旋即释放，以掩人耳目），也玷污了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仅两个月，蓝苹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于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革”后人所共知的。蓝苹到延安即进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则任中央党校干部长。很快，康生便知道蓝苹己到延安并在鲁艺学习。他同蓝苹取得了联系，并将蓝苹以及同蓝苹一起从西安来的几个人都调到中央党校，把她们编在一个班、一个组，称“特别组”，由曹轶欧新自管理。蓝苹改名江青。

    康生住在枣园。枣园原系陕北一个土军阀高双成的家园，围墙耸立，果木成林。康生把这里弄得神秘莫测，不仅不准任何人进入，甚至不许人接近此地，如无意中郊游至枣园附近，便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后来毛泽东住进枣园，康生搬出了枣园，直到撤离延安的整个过程，康生为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一直未撤掉，形成两套收发和传达，可见康生对高围墙的偏爱。当时的枣园，自然是警卫森严，但江青却可以自由出入，去会见康生。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又名志贞）离开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苏联治病，行前已身怀有孕。孩子后来生在苏联，未能成活。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奉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着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于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江青同毛泽东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他们便决定宣布结婚。为了这桩婚事，中央党校许多了解江青底细的同志（如王世英等）数次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和江青这种人结婚不妥。张闻天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过问，可是又觉得下面反映的意见有义务让毛泽东知道。于是他揣着那些信去见毛泽东。约略谈了几句，刚反映了一点意见，信还未递交，毛泽东便显出不悦之色，张闻天只好作罢。

    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唯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此约法三章在于部中迅速传开，意见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

    举行婚礼仪式时，请的来宾不少，唯独没有邀请张闻天夫妇。毛泽东原来有个警卫员名刘海宽，是在全警备团挑选的最能吃苦、最勇敢也最忠诚老实的好同志，可是江青不喜欢，很快就把他赶回警备团去了。以后又挑选过好几个，大多数都是同江青不和而干不下去。对此，康生曾无不伤感地、吞吞吐吐对我讲过一些对江青不满的话，接着便半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