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半认真地发挥说：“他们（指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情真不好办，就象蒋干说过的话——‘曹营之事啊、难办得很哪，啊，啊……’”，拉了一串京戏腔。结束了他的话。

    又一次闲谈中，康生说：“中国（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问题和事情，外国人（指共产国际）总是弄不清楚的，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的话何所指，我不大清楚。但这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直觉是他急于要摸中央的脉搏。

    “七大”之后。江青使用诡计，同时也少不了康生、曹轶欧的一臂相助，从中央党校弄到一纸证明——为她七八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补做的“鉴定”。“鉴定”中说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数月，有进步；经过审查，无问题。可安排工作等等。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她给我看过。我让她自己把“鉴定”保存好，并把她编入支部过组织生活，但未安排工作。让她好好照顾主席。对这样的安排，江青已然是不满意的。

    江青不甘于仅仅是个夫人的身份，一有机会她便跃跃欲试，图谋显位，这方面的表演将另文叙述。

    毛泽东对江青并不那么了解。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很微妙，国共之间是战是和，都在猜测，江青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形势。她所不同于一般同志的是她在暗自斟酌自己的抉择。有一确凿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志（现仍健在）问原籍探亲，江青托她给住在诸城县东门外的胞姐带去一封家信。不看则已，这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江青在信中充满了对我党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观失望。这位同志疑虑再三，还是把信转交了，但返回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似此等事，毛泽东又何以能够知晓？！

    康生到北京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机构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员会，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张闻天都住在枣园。书记处开会，有时请彭德怀和张闻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会，并且他一直留住杨家岭。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会部在西安的关系，以高价为自己购买了几十盆名贵菊花，又花大钱运到延安，然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污秽面貌，反而更加丑恶。于是他为了暂避一时，并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对战争一窍不通，于是赶忙又撤到瓦窑堡，接着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拚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1946年11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这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刘少奇能不上当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