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作法。

    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担任了山东分局的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期。他那在家里干投机倒把的儿子张子实也是在这时变成了国家干部，“文革”中甚至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然而，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却焦急不安了。这个心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一场闹剧——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因失恋而情绪不佳，常到姐姐家里散心，后来索性住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却“疯癫”了，跳楼自杀，摔折了一条腿；接着曹软欧也“精神失常”了，康生也“病”了。至于他们发病的原因和闹“病”的目的，许多人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不便说出而已。至于毛泽东，心里更是明镜一样，只不过不理他，让他装病装个够。

    一直到1951年末、1952年初的时候，他们在山东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下不了台阶的时候，毛主席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夫妇把苏枚暂留在青岛，也暂时不让儿子张子实同他来往。一切安排好，他们来到北京。

    康生到北京时，我恰好在外地出差，他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与我同院的上屋。我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康生夫妇病重，不会客，连李克农来探望，他都不接见。叫我不要去看望。我认为他们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岂有不见之理，我还是去了。

    我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个病人。他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意思是说他还能工作，其意图是为了我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住话。大小事都向主席反映，然而我却知道毛主席对他装病是明察秋毫的，何必还去反映？但我仍想帮助他，于是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刘少奇说“应该给他工作做”，表示要予以考虑。过了一两个月，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

    康生的病房，完全是一套家庭住房，有卧室、有会客厅、有厨房、卫生间等。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比谁都优越的安乐窝。有一次曹轶欧对我说：“在中央这里，毕竟同地方上下一样，甚至最时髦、最繁华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条件相比，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这就不难知道他们急于到北京的真正目的了。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1938年，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组织上给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曹轶欧居住过而刚搬走的那一间——柳克斯大楼里第181号，我们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打扫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吨多的垃圾，沙发里、箱、柜里，尽是些烂纸、破书、破料衣物鞋袜等，臭气熏天，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的环境里生活了好多年？！

    可是他们一回到中国，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他的秘书在不断增加——机要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政治秘书等等。这些秘书当然都派了用场。于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一一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1916年夏秋之交，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了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