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

    从8月至10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10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已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特务）。樊不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好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廖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〇”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〇”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