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把这个“〇”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〇”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奕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于，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于、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