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变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早已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象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主教给他的秘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