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一一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二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他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性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时：“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