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个“过去稀见的现象”！上海的知识分子们终于开始“放”起来了——这正是毛泽东所希冀的。

    报导中写及了种种“放”的情况：

    “在这个思想变动中，有些干部还是把握不住的，总觉得‘左’比‘右’好点……”

    “上海作家协会小说组讨论中严格地批评了教条主义。有人说，上海的教条主义势力很强，大胆放的百分之十也不到……”

    “工商界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有些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思想认识不足，认为这样提打击了资本家的积极性……”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的《文汇报》上，则报导上海报界两位“老总”对“放”的支持：

    “杨永直说：《解放日报》今后要发扬民主作风，鼓励不同意见在报上发表。

    “赵超构说：《新民晚报》今后要做到：有花必放，知过必改，不怕毒草，力（求）放鲜花。”

    看来，上海的“气温”正在日渐升高。

    紧接着，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仿效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做法，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二百九十多人参加”。

    报导说：“大家赞成‘放’，认为目前北京‘放’得不够。”

    报导又说：“有些对‘放’还有顾虑，怕‘放’出毒草使群众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乱”；“也有些人还顾虑到自己‘放’了唯心主义后，遭到打击。”

    同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报导说，广东“目前的情况是又‘放’又怕‘放’。”

    紧接着，《人民日报》连续报导中共河北省委等各省、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消息。“放”，成了当时中国从南到北、自东至西纷纷议论的话题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