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择了六月八日作为对右派实行总反攻的日子，除了由于六月六日卢郁文在会议上公布了匿名信，而且在六月六日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六月六日是多事之日。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对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作了批示：

    这份简报是陆定一在六月五日专门报送毛泽东的。陆定一还为此写了一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毕，就在陆定一的信上写了这一批示。

    简报是反映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油印散发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称，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关注这一简报反映的动向，加紧了反击右派的部署。

    也是在六月六日这一天，发生了“六六六事件”。请不要误会，这“六六六”不是农药，而是“六月六日这天章伯钧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

    这“六教授”是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

    此外，还邀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

    这“六教授会议”是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紧急召开的。

    后来，据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光明日报》所载章伯钧被迫所作的交代称：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三教授前来他家，说是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说清华大学的情况很严重。他们研究民盟该怎么办？

    于是，章伯钧在翌日召开了“六教授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发”文章《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闵刚侯“揭发”：

    会议一开始，章伯钧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

    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众所周知，一九五七年的这种“揭发”材料，可信度是很差的，失真度是很高的，虽说堂而皇之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种“揭发”，在六月六日当天，迅速地通过内部途径，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促使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为反击右派进行了部署。

    这一指示发给“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明确地发出了准备反击右派的指示，称这是一场“思想战争”、“政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