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极右派”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对象。

    那个称《人民日报》为“盛锡福帽庄”的陈新桂，被列入了“极右派”的名单。尤其是吴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揭露了罗隆基曾力荐陈新桂主持民盟北京市委的工作，使陈新桂与罗隆基的密切关系更引人注目。

    笔者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他说及一九五七年的灾难时，老泪纵横，心境百般痛楚……

    陈新桂对笔者说：“一九五七年，八个民主党派中，‘右派’大约九千多人，民盟是最惨的，‘右派分子’竟达四千多，占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一半！民盟中央委员中，五分之二以上，被打成‘右派’！民盟如此之惨，就是因为出了所谓的‘章罗联盟’，诛连了很多很多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其实，大鸣大放是中共号召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鸣放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的。在那些日子里，李维汉三天两头向毛泽东作汇报鸣放情况……”

    笔者查到一篇题为《驳陈新桂》的文章，作者为千家驹先生。千先生当时是以“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对曾经在该院进行学习的陈新桂提出批判。

    千家驹先生的《驳陈新桂》发表于七月十四日的《文汇报》。文章指出：

    陈新桂最大的错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混淆起来，共产党专政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所谓共产党专政，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在工人中，共产党员工人对非共产党员工人的专政。马列主义中那儿有这一条？陈新桂学习了马列主义后，居然以资产阶级的话来诬蔑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建国才四十年，我国建国才十七年，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陈新桂认为除“三害”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逻辑，资产阶级专政、封建主专政倒没有三害了，谁都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取消三个主义。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的话，就不可能提出除“三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就在这儿。

    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曾经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人民的解放，在他看来是乱世，这算什么话？他又说：“邦无道则隐。”这两句话完全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质。我想他现在所遗憾是土改了，无处可隐吧。

    陈新桂认为现在是乱世，是邦无道，那么怎么使邦无道为有道呢？依照他的逻辑结论，只有恢复地主、资本家、蒋介石的专政了，除此之外，无别路可走了。他今天说他拥护共产党，我认为这话是成问题的。

    在批判“章罗联盟”的日子里，陈新桂得了一顶“章罗联盟联络员”的“桂冠”。

    不久，那“盛锡福帽庄”又送他一顶新的“帽子”，日“右派理论家”。

    就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下达后第八天——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于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为他“加冕”。

    于民生的文章写道：

    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

    社会主义学院揭露出来的陈新桂的大量反动言行，为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陈新桂常对人这样说：“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耀起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