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那时，他曾经说：“‘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他以为时机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会主义学院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陈新桂不但恶意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地进行了诽谤。他诬蔑这些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陈新桂把历次革命运动出现的新气象，歪曲为“只有政治上的一致，没有过思想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像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像。

    陈新桂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新华社危机到了”，说人民日报是“教条”，“没有人想看它”，并吹嘘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无论编排和内容，都是最好的报纸”。同时，陈新桂还在社会主义学院扬言要退学，到光明日报去担任“重要工作”。

    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

    文章“揭露”了陈新桂和罗隆基的“亲密”关系：

    罗隆基和陈新桂是在一九四五年相识的。一九四六年陈新桂在“人物杂志”上写了一篇“民主斗士罗隆基”的文章，大捧罗隆基。从此，罗隆基和陈新桂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罗隆基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安插陈新桂当他的耳目。解放以后，罗隆基任民盟宣委会主任，安插陈新桂作秘书，罗隆基负责政协外交组和和大（引者注：“和大”指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大会）宣传部工作时，又把陈新桂带去作心腹。一九五一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选，罗隆基支持陈新桂去竞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的领导权。陈新桂在罗隆基的支持下扶摇直上，一九五六年他成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文章还“揭露”陈新桂和章伯钧的“密切”关系：

    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六月十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之前，陈新桂就对人说：“章伯钧今天要战斗，我今天也要战斗。”会上陈新桂继续发表了反动言论。会后，章伯钧找陈新桂谈话。章伯钧责备陈新桂没有见机而行，埋怨他不该“到这时候还讲这种话”。

    文章最后来了个“习惯动作”——“挖老根”，指出陈新桂为什么这样“疯狂向党进攻”，是因为有着“杀父之仇”：

    陈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亲陈眷煌是一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在大革命时代曾向农民进行倒算，并且由于他的控告当时在当地坚持革命活动的先锋队队长张文申被伪军团逮捕杀害，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陈眷煌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