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受尽折磨，从未松口。他被判处十年徒刑。

    一九三七年，他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虽说在延安他受到了接待，可是他却未能恢复中共党籍。

    此后，他在中共领导之下，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编报纸，写长诗，写小说。一九四六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于是，他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种种社会活动之中。

    一九五七年四月，黄药眠出任中国民主同盟宣传部部长。

    在大鸣大放之中，黄药眠也放了起来。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个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住人的笑声。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门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刮面的深夜里踯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两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花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出春天的消息。①

    应当说，黄药眠虽然对费孝通的文章表示赞同，但是也提出不同看法，况且他的看法应算的“老革命”式的看法——他回忆了解放前那“冰冷”的生活。

    不过，黄药眠以为，春天也不免有“春寒”，这他就“犯忌”了。

    黄药眠接着继续谈论着知识分子话题，他写道：

    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斋，书斋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斋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向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斋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

    黄药眠批评了有些知识分子：

    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渐渐地，随着大鸣大放的“气温”的升高，黄药眠的话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他说起中共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黄药眠五月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