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

    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六月五日，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座谈会上，谈起了自己的处境：

    我自到了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①

    此后，当“反右派”的锣鼓敲响，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黄药眠，不能不对章伯钧、罗隆基表示谴责。

    黄药眠在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话称：

    “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他是一向主张中间路线的。”

    “罗隆基是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

    虽然他也如此批判章、罗，可是，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发表，作为“六教授”之一的他，马上成了“反右派”的醒目目标。

    于是，黄药眠也被打入“另册”。

    黄药眠成为“右派”，内中还有康生的“功劳”。作家秦牧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曾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这样写道：

    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这浑身解数……

    有了那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加上康生“亲自出马”，黄药眠已经无法甩掉头上的“右”帽。

    黄药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种种批判文章之多，足以编一本“文集”。

    此处仅选两段批判文章，也足以窥“全豹”矣。

    语言学家陆宗达在批判黄药眠时，称他“极不老实”，“总结”了黄药眠的“手法”：

    “一是撒谎；二是抵赖；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图反攻；五是躲闪，故意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六是有的问题根本不谈，有的谈得很少，有的却反复地谈。”

    最有意思的是，诗人张光年在批判黄药眠时，颇为别出心裁。这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采用在黄药眠的原文中加括号、又在括号中加注，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给读者带来一点“幽默感”，令人想起诗人当年笔下的“张老三，我问你”：

    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想粗暴）不能粗暴，（想讽刺）不能讽刺，（想说俏皮话又）不能说俏皮话，（想否定权威又）要照顾到权威，（想骂倒大作家又）要照顾大作家，（想压制新生力量又）要照顾到新生力量，（想反对领导又）要照顾到领导首长，（想打击老先生又）要照顾到老先生，（想挑拨又）要照顾到统战，（想投机，因此）要考虑主编的意图，（想赶浪头，因此）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怕投错了机，赶错了浪头，因此）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