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留退步。

    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为的骗人），许多“考虑”（考虑如何骗人），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口是心非的话就越来越多了）。

    文章力求委婉（多绕弯子），力求面面俱到（怕露出破绽），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使你看得见，抓不住）。

    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为了装潢门面）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

    肯定之后（哪里是真肯定？）必须来一个“但是”（使你摸不透），否定之后（怕否定出毛病来）必须来一个解释（使你摸不透）。①

    在一九五七年那“五七风暴”之后，黄药眠就不能再上讲台了。他的夫人蔡彻，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员，竟然也被划为“右派”。

    在“文革”中，黄药眠又受冲击。好在他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资派”，只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这位一级教授，受到“监督劳动”——干着打扫厕所之类的劳动。

    他终于走过一生中泥泞、阴霾的一段路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那位迫害狂康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虽然康生已经死了，仍被开除中共党籍。

    步入晚年的“药老”，口授回忆录，由夫人蔡彻执笔终于完成四十四万字的《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当这本书出版前的半个月，黄药眠却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终年八十四岁。

    黄药眠本来还打算写“五论”，即《创作论》、《风格论》、《典型论》、《文体论》、《鉴赏论》，都因他的离世而付诸东流。倘若没有那“五七风暴”，他早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理论着作……

    “六教授”之一的陶大镛教授，和黄药眠一起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也陷入“右派”泥坑。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陶大镛检讨不深刻引起不满》。那是指陶大镛被迫“交代”“六六六”事件。陶大镛说：

    六月六日，章伯钧曾邀请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曾昭抡、黄药眠和他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座谈（胡愈之也在座，但是没等会开完就走了）。当时章伯钧在会上危言耸听地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如果学生跑上街来，与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了”，“交通部在汉口办的一些学校已罢课了，形势很严重”。陶大镛说，他和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黄药眠几位同志的发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章伯钧的感染，把党群之间的矛盾夸大了。后来在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一边吃一边大谈发展组织，甚至站了起来，胀红了脸，挥起拳头，说民盟应该发展到几百万人。陶大镛说，当时觉得章伯钧“雄心”不小。

    陶大镛教授这样“不深刻”的“检讨”，当然“引起不满”。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追问陶大镛，要他彻底交代“六六六”事件。

    陶大镛不得不作了这样的“交代”：

    陶大镛说，在“六教授会议”上，他谈了四个问题：

    一，北大学生来师大组织罢课未成；

    二，反映了董渭川谈目前形势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见的情况；

    三，肃反斗错的多，举了罗志甫为例；

    四，评级评薪问题。

    “我谈到师大情况时主要集中在平反和评薪问题上，对这两个发言较长。我还说我们负责人说话要慎重，同学们访问记录发表前要看过等，总之是怕负责任。如果同志们说这是两面派，我也不狡辩。”①

    陶大镛也被迫“揭发”黄药眠：

    陶大镛指出，黄药眠认为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