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意见》也强调了要重视社会科学：

    解放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学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意见》还对“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提起“意见”来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制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份由曾昭抡主持起草的《意见》，却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大毒草”！那罪名十分吓人，日“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曾昭抡也就被打入另册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批判《意见》的大会，会议分别由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吴有训主持。一百多位科学家出席了会议。挨批的主角，乃是曾昭抡。

    原本参加起草《意见》的千家驹先生，迫于形势，来了个“反戈一击”。他质问曾昭抡：

    “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翌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报导千家驹的发言：

    “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

    《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华罗庚的发言。华罗庚检讨说：

    “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华罗庚还说：

    “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

    此外，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还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今年五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常会讨论通过，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